“民企腐败参照公职人员相关罪名标准定罪量刑，这对所有人都是震慑，”民营企业家李某说，“以前遇到企业内部贪腐，解决方式多是开除，如今法律手段更为有力。”
所谓法律手段更为有力是指，近日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，该司法解释将于今年5月1日起施行。
司法解释公布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外界关注焦点之一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、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、职务侵占罪、挪用资金罪定罪量刑标准，参照公职人员受贿罪、行贿罪（单位行贿罪）、贪污罪、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标准执行，落实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保护。
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伟认为，新司法解释总体信号是“织密法网、规范适用”，系统覆盖了股权代持、预期利益、艺术品变现等隐性腐败形态，填补了单位犯罪量刑空白。
民企贪腐参照公职人员入罪标准
在新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，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存在“双重标准”，后者明显更为严格。
2016年最高法、最高检公布的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提到，刑法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、职务侵占罪中的“数额较大”“数额巨大”的数额起点，按照本解释关于受贿罪、贪污罪相对应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、五倍执行。
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为例，此前认定“数额较大”起点为6万元，而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认定“数额较大”起点是3万元。入罪标准统一后，非国家工作人员入罪门槛大幅降低。
如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，3万元以上认定为“数额较大”（刑期三年以下），20万元以上认定为“数额巨大”（刑期三至十年），300万元以上认定为“数额特别巨大”（刑期十年以上）。
2016年“两高”出台的司法解释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并未规定“数额特别巨大”的数额起点，如今新的司法解释填补了“数额特别巨大”的缺失，且直接拉平到300万元。
陈伟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，入罪标准统一实质是反腐的法益保护重心从身份廉洁转向职务廉洁。过去对民企人员设定较高入罪门槛，旨在减少刑法对企业经营的扰动，但随着民营经济战略地位提升，平等保护产权成为法治核心诉求。他认为，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损害单位利益，就应接受同等力度的刑法评价。
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事、华东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教授魏昌东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，法律入刑标准和实际追惩情况并不能等同，从裁判文书网的公开案例看，以较低数额入罪的案例相对较少。他进一步分析称，统一入罪标准对全社会都有威慑作用，目的是构建清廉社会，降低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，腐败不能因身份之别而采取区别化的标准。
从反腐的角度看，陈伟认为“反腐”已不是官场治理，而是广义的“权力腐败治理”。统一入罪标准是在营造对所有经营主体一视同仁的法治环境。这也将倒逼民营企业健全内控、合规、审计及反舞弊机制，刑法威慑不再局限于事后追惩，而是前置于日常治理结构之中。
魏昌东认为，公权力腐败与民营企业腐败并非毫无关联，两者可能存在互相勾连的情况。对双方采取相同入罪标准，这是综合治理腐败的方式，也体现了党中央坚决反腐惩贪的决心。
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、刑法学研究所所长时方认为，一方面要看到非公经济领域存在诸多腐败现象，比如医药、工程领域，统一标准对这些行业领域有震慑作用；另一方面，在法律适用层面，要认识到公权力腐败与民营企业腐败的危害性及范围有所不同，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量刑时，应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和情节，确保罪责刑相适应。
民企腐败人员，过半数工作在一线
今年4月，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北京廉政法治协同创新基地主任彭新林在一次活动上介绍了《中国民营企业腐败犯罪研究报告（2025）》。
该报告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数据，通过筛选760份有效裁判文书、929名犯罪主体，对民营企业腐败犯罪进行定量化分析，是国内少有的研究民营企业腐败犯罪的年度报告。
报告提到，当前民营企业腐败犯罪呈现出罪名集中、主体多元、行业地域集中、内生治理增强以及刑罚轻缓化等五大特征。
在罪名分布上，职务侵占罪占比高达51.58%，位居首位。若叠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挪用资金罪，三类侵害企业自身利益的犯罪合计占比超过70%。
929个涉案主体中，有899名自然人犯罪主体，其中733人有明确职务身份。其中，普通员工占比达32.3%，加上会计、业务员等关键岗位人员，民企腐败人员过半数工作在一线岗位。
在行业上，传统实体经济与流通领域依然是腐败高发区，如批发零售业、制造业、建筑业等，呈现出“流通环节多，资金周转快”的特征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正在发挥作用。数据显示，超过50%的案件潜伏期在两年以内，主动投案与内部举报占比超过53%，成为主要案发渠道。
与此同时，司法处理呈现出明显的轻缓化趋势。报告显示，认罪认罚适用率达84.4%，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案件占比超过八成，缓刑适用率接近一半。
上海中联（北京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邢龙长期从事职务犯罪辩护。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，近年来，围绕非公有制经济保护，一些全国人大代表、专家学者提出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、侵占挪用等腐败行为，应当统一罪名和入罪条件，实行同罪同罚。
如今“两高”司法解释落实了这一呼声。在邢龙看来，非公领域职务犯罪定罪量刑门槛降低，这类犯罪数量有可能增加，尤其是在医疗医药、工程建设招投标等领域。
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浩长期从事职务犯罪辩护，同时他也是北京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研究会研究员。
许浩认为，当前民企内部腐败（采购受贿、职务侵占、挪用资金）高发，旧标准因门槛过高、打击不力，导致民企财产权保护力度远弱于国企，这成为制约营商环境的短板。
他说，职务廉洁性是跨所有制的核心信任法益。民企高管滥用职权、收受贿赂，直接破坏企业内部信任与市场公平。大型民企、上市公司腐败影响更广，危害性甚至不亚于一般公职犯罪。统一标准并非“更严”，而是回归平等、补齐短板，让民企获得与国企同等的刑法保护。
反腐不断织“密网”
织“密网”体现在多方面。对于民企等工作人员，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原院长、北京京甲律师事务所主任韩轶认为，入罪标准调整，核心是落实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保护的原则。
他说，此前国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相关犯罪量刑标准差距过大，确有调整必要，而本次调整旨在强化民营企业产权保护，并非扩大民营企业管理人员的刑事责任范围。
韩轶还提到，新司法解释严格遵循从旧兼从轻原则，仅适用于 2026 年 5 月 1 日后实施的犯罪行为，此前的行为仍适用旧司法解释予以评价。
邢龙表示，就具体罪名而言，2016年的贪污贿赂司法解释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、职务侵占罪的“数额较大”“数额巨大”的数额起点，按照受贿罪、贪污罪相对应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、五倍执行，新司法解释对此进行了修改，参照受贿罪、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执行，而受贿罪、贪污罪达到3万元属于“数额较大”，20万元达到“数额巨大”，300万元为“数额特别巨大”。
他认为，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、职务侵占罪，如果是新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，按照2016年的贪污贿赂司法解释办理，即“数额较大”“数额巨大”的数额起点分别是6万元、100万元。新司法解释实施后发生的行为，直接适用新标准。而对于“数额特别巨大”的情形，由于此前没有相关司法解释作出规定，因此即使是新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，也应当适用新司法解释，即“数额特别巨大”起点为300万元。
韩轶补充说，新司法解释明确要求适用时需综合考量犯罪性质、情节，精准评估社会危害性，恪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。参照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标准并非绝对化适用，具备裁量空间。
织“密网”还体现在对新型隐性腐败的惩治。在中国人民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教授孟涛看来，新司法解释完善斡旋受贿、介绍贿赂、挪用公款等认定规则，健全特定财物真伪鉴定和价格认定规则，细化预期收益型受贿数额认定规则。
孟涛提到，比如对珠宝、玉石、字画、手表、贵重金属等特定财物，未有明确的价格认定规则，各地方各部门对此事处理方式并不统一，如今新司法解释有了统一规则，便于按章办事。
他认为，新司法解释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，即反腐从重点“打虎”抓关键少数，转向全覆盖、全面反腐，对新型隐性腐败也及时打上“补丁”，出台明确的法律规则。
记者：佟西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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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：孙晓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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